误读"素质教育"
"素质"这个日常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如今也是大学教育的亮点。当我们说一个人素质好或素质差时意味着对他的全面评价并以简明的方式表达,由此可演绎出此人在性格、品质、特长、能力多方面的优缺点。素质的份量如此之重,提出素质教育也就将教育推向了极致。值得商榷的问题有:1、除素质教育以外还有什么教育?教育部门的领导解释说素质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推理下来除此之外四大皆空,德、智、体、美、劳都有了。可见份量重的词要慎重使用。有人说要针对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只是由于考试方法不当的一种现象,对策是改革考试方式;有人说要针对死记硬背,但理解与记忆的比翼双飞诚然很好,在不可得兼时当然能记则记。2、任何教师学生都不会拒绝通过讲授学习知识技能以提高素质-因为素质无处不在,问题是这一提高是漫长、复杂、综合的过程,特别是其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因此不能指望每堂课都落实到素质,大体上还是就事论事者居多,勉强去言必称素质反而导致学风空疏。3、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而绝非教育内容。一些学校专门开设形形色色的素质教育课,给人印象是教学计划中原开设的课程勿须培养素质,实在是大异其趣。例如为强调创新能力就去开一门"创新学"课程,不过是收集一批小聪明案例,这与流传于社会的"致富秘诀""炒股致胜""小说作法""人生指南"有何区别?4、在素质教育中又以人文素质教育为甚,但何谓人文素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科技严重落后,过度突出科学技术及其教育实为不得已,难免对人文科学及其教育有所削弱。但此影响绝不止体现于学生,还应包括三代以上的教师,从对人文素质的种种误读即可见一端。一些领导、教师(通常是学习理工科出身)以为人文素质就是会背百余首唐诗或读过若干小说名著(特别是俄国、苏联文学)或能欣赏古典音乐,更有甚者将人文素质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素质,令人感叹唏嘘!地摊报刊曾传布一条消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说21世纪人类要到孔子思想找出路。这种事即使不去查证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的有学者-人文学者查实纯系子虚乌有)。原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居然以此为例来阐述人文素质教育!(以上各例见于某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所以问题在于人文素质普遍差反过来又影响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在这方面倒是人文学者要冷静清醒的多,很理性地对待冠以人文的知识、精神的内涵与变迁。"不懂孔孟只懂ABC"是不是教育的失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很多50岁以上的人不懂网络文化,是不是一概称文化素质低呢?笔者曾见一位英语教师在黑板上写下Bull这个词,注明"公牛",后来我告诉他,由于NBA在校园的强大影响学生肯定非常熟悉这个词。这就是文化差异。至于能"懂ABC"已经意味着教育的成功。
大学的崇高体现为学问、学术成果,其载体是以教授为首的教师队伍。教授对于大学太重要了,但现在困扰大学的是如何管理教授。中国的职称制度十分复杂,这里只说其中最不复杂的部分-大学教师职称。80年代中期职称大改革时教育部对重点学校、一般学校、新建学校教师高级职务的比例作了规定。十多年来,既没有修改此规定也没有重申其效力,事实是各校均已大大超过相应比例而且还在逐年增长(不止是绝对数字)。如此下去,何处是尽头?失控增长的基本动力是各种升级、评估、检查都需要教授打头阵,多多益善,年轻更好。各校当然千方百计多晋升教授。就教授资格评审而言,肯定不存在绝对标准,各国皆然。教育部颁发的教授任职条件只是底线,犹如公民满多少岁居住满多少年方有被选国家元首的资格。现在大家都将它当标准,符合了就申报。各省的评委会虽说是标准各异、宽严不一,但有"模糊"评议无记名表决的机制,总有百分之几十获得通过。教授指标的确定由主管部门主持,根据学校的隶属分别是国家部委、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渠道不同,指标多少之差别甚大,却没有科学合理的依据。指标之紧张可令学校领导夙夜忧叹寝食不安,指标之富裕可致凡有申报来者不拒。此事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学自主权的问题,不把教授当作国家头衔(国家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国家又管不了那么细,不是自找麻烦吗),学校自己决定教授的设置办法并实施聘任,英国模式美国模式都可试行,也可以分级。与此相应的措施是:大幅度提高教授待遇,学校设置一个教授岗位也不容易,当然不会乱来;各项升级、评估、验收不以教授人数论,更不限制年龄,只看成果档次与多少。
以上十个问题都有强烈的现实背景,唯其如此,笔者无意作理论探讨。曾有知名人士在报刊称教育部门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这过激之词让教育界的大家听了都不舒服。但是这些现实问题总是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应、融入市场经济的准备。近日关于高校保送生的讨论可说是又一个实例。一件事情发展到弊大于利、怨声载道时,无论当初动机如何良好设想如何合理也应及时调整,至少收缩一下以观后效。讨论要不要实行保送制度并非问题的关键因而也是无益的。保送制度肯定有积极意义,很多国家都有成熟做法,问题还是在于政府管得过宽,大家都来钻"灯下黑"的空子。实际上,保谁不保谁是中学的事,要谁不要谁是大学的事,供需直接见面,肯定都有高招。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可能以较多精力处理日常事务,某些现象的阐明也需要真实有力的事实依据。通过立项研究的办法对问题作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推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或许可以理清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思路。
(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